甲午战争清政府最担心持久作战 怕王朝被颠覆
历史反复向我们昭示，进行战略决策必须要有底线思维，有了应付最坏情况的精神准备与物质准备，才能在敌我互争中措置裕如，在战争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。
精心设计战争，周密谋划战争，是战略决策的重要内容，也是事关战争胜负的重大问题。设计和谋划战争，必须以战略目标为依据，以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为基础，同时考虑地理条件和国际国内支持程度等因素。
甲午战前，日本对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设计，明确了战争的目标任务、制定了战略方针。战时，在每次会战的战略决策中，日军不 仅明确了具体的战略方针，还规定了陆军与海军如何协同、如何设立兵站、何时切断何处电线、何时派出侦察兵等等。例如，在旅顺会战中，日本联合舰队一方面积 极协助第二军登陆，一方面密切监视海上态势，寻机歼灭清军舰艇。
与之相比，清政府全然没有一套应付日本进攻的战争构想，更没有制定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预案。甚至连敌人何时可能发动战争也一概不知。
丰岛海战之前，北洋舰队明确得到“倭舰将要来截”的情报。丁汝昌“电请鸿章率我海军大队继发接应”，以防日舰偷袭。而此时的李鸿章对战争中的重 大决策全无考虑，依然相信日本会遵守“万国公例”，拒绝了丁汝昌的请求。战争开始后，清朝政府也没有系统完整的战争设计和谋划。1894年8月1日，清王 朝被迫对日宣战，光绪皇帝颁布谕旨：“倭人渝盟肇衅，无理已极，誓难再予姑容。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，厚集雄师，陆续进发，以拯韩民于涂炭。并著 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，整饬戎行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，即行迎头痛击，悉数歼除，勿得稍有退缩，致于罪戾。”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口号，没有可操 作性的作战方针和原则。战争初期，清廷四支大军齐集平壤，却毫无战略谋划，统帅叶志超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应敌，关键时刻首先想到逃跑。
吸取历史的教训，就是要根据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力量多元、时间缩短、节奏加快、空间广阔、首战即决战的特点，把“在哪打仗”、“与谁打仗”、“打何种仗”、“怎么打仗”研究透，对可能的战争进行精心设计、缜密谋划，有针对性地进行充分准备，确保打赢战争。
战略决策是战略指导能力的集中体现，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思维活动。在甲午战争中，清政府的战略指导非常消极，更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。
平壤战役前夕，由于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海军还没有决战，制海权的归属不明，日军一开始不敢向靠近平壤的仁川登陆，只能从朝鲜半岛最南端的釜山和 东部的元山登陆。当时正处于炎热的八月，漫长的山地为日军行军和后勤补给造成了极大困难，如果清军再予以攻击，日军就有面临失败的危险。为了挽救危机，日 军大本营决定冒险从仁川登陆。但在当时北洋海军主力完整的情况下，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赌注。
然而，丰岛海战之后，李鸿章只是命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赴汉江附近洋面“游巡”，一再指示“能保全坚船为要，仍盼速回”。8月23日，日本联合舰 队窜至旅顺、威海口外侦察骚扰，清廷甚为惊恐，颁布谕旨：“威海、大连湾、烟台、旅顺等处，为北洋要隘，大沽门户，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，严行扼 守，不得远离，勿令一船闯入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李鸿章正式明确了“保船制敌”的思想，即关键在“保船”，而非“制敌”。《日本海军史》后来也总结说：“占 绝对优势的北洋舰队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战术错误，丁汝昌的上司李鸿章不接受丁汝昌积极进攻的主张，采取消极保存舰队的错误政策，让舰队始终在沿海活动，以 保护陆军，从而错过了对日军、特别是对日运输队实施攻击的良机。”
从整个战争过程来看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高层在战略决策上普遍消极保守，既缺少战役战斗上的主动进攻，也没有战略上的主动出击。
可见，战略决策中增强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极其重要，消极防御、怕冒风险、因循守旧必然导致被动挨打。即使面对强敌，也要积极进取，正确把握防御与进攻、后发与先制、内线与外线，灵活运用“你打你的、我打我的”的战略思想。
战略决策是决策者筹划指导战争全局能力与素质的集中体现，它要求决策者具有无畏的勇气、果敢的魄力、坚强的意志与坚韧的毅力。在这些方面，清政府与日本战略指导者的差距也是非常之大。
在整个甲午战争中，清政府决策者自始至终就没有必胜的信念和放手搏击的勇气。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，只知一味乞求和平，既无战略，也无策略，更无胆略。
当时，面对清政府的乞和，尽管日本政府在谈判桌上盛气凌人，以胜利者自居，但在其貌似强大的背后，却存在着极大的空虚。因为日军在战场上看似所 向披靡，但是已经到达进攻的顶点。因为战场上压力过大，甚至开始有日军士兵自杀。尽管日军所到之处大肆掠夺，但毕竟小国寡民，日本国内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 已消耗殆尽。清政府驻英公使从英国外交部得到消息：“闻倭兵伤亡甚多，不仅苦于战，且冻馁难耐。现倭在英借债，汇丰密告。”俄国驻日本使馆的情报指 出：“(日本)所有军舰锅炉，经过十个月连续不断使用的结果，已经破坏到这样程度，以致船只的最起码速度都无法维持，所以船只都急待整修和更换锅炉。”日 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承认：“国内海陆军备几成空虚，而去年来持续长期战斗之我舰队及人员、军需等，均告疲劳缺乏。”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认为，“日军在中国 已陷入困境，战争的转折点即将到来”。因为中国的优势还是潜在的，只有在战争继续坚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逐步显现出来。而要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决定 条件，就是决心将战争拖下去。
当时，中国国内很多人看到了这一点。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认为：“但能力与之持，不过三年，彼必死亡殆尽。”南洋大臣刘坤一认为：“割地、赔款多 节，目前固难允行，后患更不堪设想，宜战不宜和，利害轻重，事理显然。……在我止须坚韧苦战，否则高垒深沟，严为守御。倭奴悬师远斗，何能久留？力尽势 穷，彼将自为转圜之计。况用兵两年，需饷不过数千万，较赔款尚不及半，而彼之所费愈多。‘持久’二字，实为制倭要著。”因此，《马关条约》签订的消息传开 后，全国上下掀起了“拒和、迁都、再战”的呼声。
那么，假如日本能够打下去，直至占领北京又如何呢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早就说过，“清国将是满朝震惊，土崩瓦解并陷入无政府状态”。若是清政府因 此而瓦解了，那么日本便失去了和谈的对手，找谁去割地赔款呢？已经到手的战争利益就会大打折扣。同时，日军长驱直入，已经严重触犯了列强在远东地区的利 益。英国《标准报》评论，如果日本和谈条件过高，各国将联合起来，采取手段让日本认识到各国联合的意志是不能抗拒的。后来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引发的“三国干 涉还辽”事件，就是这一情况的直接证明。
当时，极端腐朽的清政府决策者最担心的是如果持久作战，王朝在日军的冲击下就有倾覆的危险。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，掣肘日本决策者的矛盾和问 题，比清政府决策者面对的局面还要复杂，日军战略指导者决策起来更加艰难。这种情况是对中日双方决策者战略决心和意志的极大考验。然而，清政府决策层对战 争的前途已经完全丧失信心，为了确保王朝的私利和政治前途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
历史告诫我们，战略决策的风险是绝对的，相应带来的冒险也是绝对必要的。因此，战略决策者必须要有风险意识和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的胆识与气魄，善于在极大风险意识中发现和创造机遇，作出最佳抉择，最大限度地捍卫国家利益，最大可能地打赢战争或争取和平。
战略决策具有巨大的风险性、激烈的对抗性、超常的创造性、高度的时效性，战略决策正确与否，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、民族兴衰、利益得失和战争胜败。我们要认真吸取甲午战争战略决策失误的历史教训，本着对历史负责、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精神，加强战略决策的研究和筹划，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时，慎重决策、果断决策、高效决策、科学决策，有效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利益。
精心设计战争，周密谋划战争，是战略决策的重要内容，也是事关战争胜负的重大问题。设计和谋划战争，必须以战略目标为依据，以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为基础，同时考虑地理条件和国际国内支持程度等因素。
甲午战前，日本对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和设计，明确了战争的目标任务、制定了战略方针。战时，在每次会战的战略决策中，日军不 仅明确了具体的战略方针，还规定了陆军与海军如何协同、如何设立兵站、何时切断何处电线、何时派出侦察兵等等。例如，在旅顺会战中，日本联合舰队一方面积 极协助第二军登陆，一方面密切监视海上态势，寻机歼灭清军舰艇。
与之相比，清政府全然没有一套应付日本进攻的战争构想，更没有制定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预案。甚至连敌人何时可能发动战争也一概不知。
丰岛海战之前，北洋舰队明确得到“倭舰将要来截”的情报。丁汝昌“电请鸿章率我海军大队继发接应”，以防日舰偷袭。而此时的李鸿章对战争中的重 大决策全无考虑，依然相信日本会遵守“万国公例”，拒绝了丁汝昌的请求。战争开始后，清朝政府也没有系统完整的战争设计和谋划。1894年8月1日，清王 朝被迫对日宣战，光绪皇帝颁布谕旨：“倭人渝盟肇衅，无理已极，誓难再予姑容。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，厚集雄师，陆续进发，以拯韩民于涂炭。并著 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，整饬戎行，遇有倭人轮船驶入各口，即行迎头痛击，悉数歼除，勿得稍有退缩，致于罪戾。”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口号，没有可操 作性的作战方针和原则。战争初期，清廷四支大军齐集平壤，却毫无战略谋划，统帅叶志超根本不知道应该如何应敌，关键时刻首先想到逃跑。
吸取历史的教训，就是要根据信息化条件下战争力量多元、时间缩短、节奏加快、空间广阔、首战即决战的特点，把“在哪打仗”、“与谁打仗”、“打何种仗”、“怎么打仗”研究透，对可能的战争进行精心设计、缜密谋划，有针对性地进行充分准备，确保打赢战争。
战略决策是战略指导能力的集中体现，是一种高度创造性的思维活动。在甲午战争中，清政府的战略指导非常消极，更没有任何创造性可言。
平壤战役前夕，由于日本联合舰队与北洋海军还没有决战，制海权的归属不明，日军一开始不敢向靠近平壤的仁川登陆，只能从朝鲜半岛最南端的釜山和 东部的元山登陆。当时正处于炎热的八月，漫长的山地为日军行军和后勤补给造成了极大困难，如果清军再予以攻击，日军就有面临失败的危险。为了挽救危机，日 军大本营决定冒险从仁川登陆。但在当时北洋海军主力完整的情况下，这种做法完全是一种赌注。
然而，丰岛海战之后，李鸿章只是命令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赴汉江附近洋面“游巡”，一再指示“能保全坚船为要，仍盼速回”。8月23日，日本联合舰 队窜至旅顺、威海口外侦察骚扰，清廷甚为惊恐，颁布谕旨：“威海、大连湾、烟台、旅顺等处，为北洋要隘，大沽门户，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来往梭巡，严行扼 守，不得远离，勿令一船闯入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李鸿章正式明确了“保船制敌”的思想，即关键在“保船”，而非“制敌”。《日本海军史》后来也总结说：“占 绝对优势的北洋舰队覆灭的根本原因在于战术错误，丁汝昌的上司李鸿章不接受丁汝昌积极进攻的主张，采取消极保存舰队的错误政策，让舰队始终在沿海活动，以 保护陆军，从而错过了对日军、特别是对日运输队实施攻击的良机。”
从整个战争过程来看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高层在战略决策上普遍消极保守，既缺少战役战斗上的主动进攻，也没有战略上的主动出击。
可见，战略决策中增强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极其重要，消极防御、怕冒风险、因循守旧必然导致被动挨打。即使面对强敌，也要积极进取，正确把握防御与进攻、后发与先制、内线与外线，灵活运用“你打你的、我打我的”的战略思想。
战略决策是决策者筹划指导战争全局能力与素质的集中体现，它要求决策者具有无畏的勇气、果敢的魄力、坚强的意志与坚韧的毅力。在这些方面，清政府与日本战略指导者的差距也是非常之大。
在整个甲午战争中，清政府决策者自始至终就没有必胜的信念和放手搏击的勇气。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，只知一味乞求和平，既无战略，也无策略，更无胆略。
当时，面对清政府的乞和，尽管日本政府在谈判桌上盛气凌人，以胜利者自居，但在其貌似强大的背后，却存在着极大的空虚。因为日军在战场上看似所 向披靡，但是已经到达进攻的顶点。因为战场上压力过大，甚至开始有日军士兵自杀。尽管日军所到之处大肆掠夺，但毕竟小国寡民，日本国内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 已消耗殆尽。清政府驻英公使从英国外交部得到消息：“闻倭兵伤亡甚多，不仅苦于战，且冻馁难耐。现倭在英借债，汇丰密告。”俄国驻日本使馆的情报指 出：“(日本)所有军舰锅炉，经过十个月连续不断使用的结果，已经破坏到这样程度，以致船只的最起码速度都无法维持，所以船只都急待整修和更换锅炉。”日 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也承认：“国内海陆军备几成空虚，而去年来持续长期战斗之我舰队及人员、军需等，均告疲劳缺乏。”英国《泰晤士报》认为，“日军在中国 已陷入困境，战争的转折点即将到来”。因为中国的优势还是潜在的，只有在战争继续坚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逐步显现出来。而要将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决定 条件，就是决心将战争拖下去。
当时，中国国内很多人看到了这一点。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认为：“但能力与之持，不过三年，彼必死亡殆尽。”南洋大臣刘坤一认为：“割地、赔款多 节，目前固难允行，后患更不堪设想，宜战不宜和，利害轻重，事理显然。……在我止须坚韧苦战，否则高垒深沟，严为守御。倭奴悬师远斗，何能久留？力尽势 穷，彼将自为转圜之计。况用兵两年，需饷不过数千万，较赔款尚不及半，而彼之所费愈多。‘持久’二字，实为制倭要著。”因此，《马关条约》签订的消息传开 后，全国上下掀起了“拒和、迁都、再战”的呼声。
那么，假如日本能够打下去，直至占领北京又如何呢？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早就说过，“清国将是满朝震惊，土崩瓦解并陷入无政府状态”。若是清政府因 此而瓦解了，那么日本便失去了和谈的对手，找谁去割地赔款呢？已经到手的战争利益就会大打折扣。同时，日军长驱直入，已经严重触犯了列强在远东地区的利 益。英国《标准报》评论，如果日本和谈条件过高，各国将联合起来，采取手段让日本认识到各国联合的意志是不能抗拒的。后来《马关条约》签订引发的“三国干 涉还辽”事件，就是这一情况的直接证明。
当时，极端腐朽的清政府决策者最担心的是如果持久作战，王朝在日军的冲击下就有倾覆的危险。但是根据当时的情况分析，掣肘日本决策者的矛盾和问 题，比清政府决策者面对的局面还要复杂，日军战略指导者决策起来更加艰难。这种情况是对中日双方决策者战略决心和意志的极大考验。然而，清政府决策层对战 争的前途已经完全丧失信心，为了确保王朝的私利和政治前途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
历史告诫我们，战略决策的风险是绝对的，相应带来的冒险也是绝对必要的。因此，战略决策者必须要有风险意识和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的胆识与气魄，善于在极大风险意识中发现和创造机遇，作出最佳抉择，最大限度地捍卫国家利益，最大可能地打赢战争或争取和平。
战略决策具有巨大的风险性、激烈的对抗性、超常的创造性、高度的时效性，战略决策正确与否，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危、民族兴衰、利益得失和战争胜败。我们要认真吸取甲午战争战略决策失误的历史教训，本着对历史负责、对国家和民族负责的精神，加强战略决策的研究和筹划，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威胁时，慎重决策、果断决策、高效决策、科学决策，有效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利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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