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汉到三国历史进程

 

1、

公元102年，《一人灭五十国的班超》自西域回朝，完成一个生命的轮回，东汉也因30年南征北战的赫赫声威，开始最辉煌的时光。

那时东汉的疆域西抵葱岭、北至大漠、南到越南、东达朝鲜半岛，境内土地730万顷，户籍人口5300万，民生富庶安乐，号称“永元之隆。”

而在外交方面，东汉的声威远播波斯湾，可谓威震天下四夷宾服。

这是中国的荣耀，也是汉和帝的荣耀。

但世事从不完美，汉和帝将东汉推向极盛的同时，也因为联合宦官诛灭外戚窦氏家族，一手扶持起宦官势力，开东汉重用宦官之先河。

此后百年，东汉的政治舞台就是外戚和宦官的二人转。

汉和帝死后，邓太后临朝称制16年，重用邓氏外戚治国理政。邓太后死，汉安帝联合宦官诛杀邓氏外戚夺权，宦官成为东汉政权的话事人。

宦官拥立的汉顺帝死后，外戚梁冀独掌权柄，公卿升降皆一言而决。梁冀拥立的汉桓帝不甘大权旁落，便和宦官诛灭梁冀，东汉政权又回到宦官手里。

国家稳定发展的核心是朝廷稳定传承，在外戚和宦官互相夺权的大环境下，东汉的政经环境动荡不休，导致国势江河日下。

那个民生富庶四夷宾服的大汉，只能在故纸堆里留下存在过的痕迹。

当然了，外戚和宦官唱二人转，不代表东汉皇帝都是任人摆布的傀儡，事实上有些皇帝是非常不错的，虽然称不上明主，但绝不是昏君。

刘备和诸葛亮“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”的汉桓帝、汉灵帝，就有两个典型的故事。

公元159年，汉桓帝曾问侍中爰延：“朕是什么样的皇帝？”爰延说：“陛下任用贤臣能治政，任用宦官能乱政，所以陛下可以为善，也可以为非，属于汉朝中等皇帝。”

对于皇帝来说，赞美不绝对等于绝对不赞美，爰延这样的回答，属于不给皇帝面子。

但汉桓帝欣赏他的刚直性格，并没有怪罪爰延，直接升为五官中郎将，后来亲自提拔为九卿之一的大鸿胪，主管宗室、诸侯和外交事务。

能听得进去话，能明辨是非，汉桓帝不差。

公元188年，汉灵帝在洛阳大阅兵，完事后问讨虏校尉盖勋：“卿以为朕今日军威如何？”盖勋也不客气：“贼寇在边境，陛下却在洛阳阅兵，根本不能彰显武功军威，只是穷兵黩武罢了。”

这不是驳汉灵帝的面子，简直是否定阅兵的政治意义，但汉灵帝反而称赞盖勋：“恨见君晚，群臣初无是言也。”

被大臣否定了，还觉得发现了贤臣，这样的皇帝，怎么也谈不上昏君吧？所以盖勋转身就和袁绍说：“上甚聪明，但蔽于左右耳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盖勋便下定决心，要和袁绍一起诛灭宦官。但盖勋不知道，这次诛灭宦官的行动，直接导致东汉灭亡，过程原因我们后面会说到。

回到前文，既然“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”的两个皇帝，都是明白事理的人，为什么不能力挽狂澜呢？

其实这是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痼疾。

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往往起于基层，要么是汉高祖刘邦这种管十里地的亭长，要么是朱元璋这种农民/乞丐崛起，即便世代公卿的李世民，也是亲自指挥唐军打天下。

在开国的过程中，他们在生死中得到极大的考验，便磨练出治国统军的本事，不管他们的性格是豁达、奔放还是雄猜，军政能力毫无疑问是同时代的第一人。

否则的话，凭什么他们来开朝建国，凭什么他们的子孙坐拥万里江山？

这些开国皇帝的崛起过程，非常符合“猛将发自卒伍、宰相起于州部”的要求。

但随着打江山的时代过去，后世皇帝都成长于深宫妇人之手，一辈子难得出宫，更不用说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了，于是这些皇帝都丧失了祖先的能力，成为不知真实世界为何物的傻白甜。

所以皇室也好、门阀也罢，后代出现“何不食肉糜”的晋惠帝是常态，出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才是偶然。

汉桓帝和汉灵帝都是少年懵懂的时候，被外戚和宦官请到洛阳，拥立为皇帝，从此远离真实的世界，即便他们再聪明，能力天花板也是很低的。

而且两个皇帝藏在深宫，能接触到的人也有限，无非是外戚、宦官、士族大臣，那么皇帝必然处在信息茧房，以为皇宫的一切就是东汉的一切。

这样的皇帝，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，这就是历史的进程造成的必然结果。

那皇宫里的一切是什么呢？

权力。

东汉没有科举制度，不能源源不断的制造根基薄弱、依赖皇权的文武官员，大臣都出自察举制培养起来的士族豪强。他们的第一倾向肯定是维护家族利益，其次是维护朝廷的利益，根本不可能以某个皇帝的利益为核心利益。

所以这帮人可以用来治国，但不能用来夺权。

皇帝要收拢权力，只能借助有共同利益的母族/妻族外戚，以及陪自己长大的宦官。

于是东汉百年来始终是外戚和宦官唱二人转，大臣们随风摇摆，谁赢帮谁。

这样的东汉政局，身处权力核心的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，外戚不满意、宦官不满意、士族大臣更不满意。

他们都在想办法，让自己得到安全感。

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发生的两次政变，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。

第一次政变间接催生了“黄巾起义”，第二次政变直接造成“董卓进京”，东汉王朝彻底分崩离析。



2、

公元165年，汉桓帝废邓皇后，准备重新册立皇后。

汉桓帝非常宠爱民间出身的采女田圣，想册立田圣做皇后，这么做一来可以满足自己的心意，二来田圣的家族没有根基，可以避免外戚干政。

但是太尉陈蕃不同意汉桓帝的意见，陈蕃觉得田圣的家族卑微，配不上皇后的地位，极力推荐贵人窦妙做皇后。

陈蕃很有名，王勃在《滕王阁序》里写到过——人杰地灵，徐孺下陈蕃之榻。

窦妙出身于扶风窦氏，东汉开国功臣窦融的后代，“燕然勒石”的大将军窦宪的同族，家族势力盘根错节，更重要的是，窦妙的父亲窦武是已经士族化的官员。

这样来看，陈蕃的意思是不是很明显了？

窦武脱离武将习气，已经士族化了，那么必然和士族保持同样的立场。一旦窦妙被册立为皇后，按照东汉的政治传统，汉桓帝死后，窦武做为外戚必然是大将军录尚书事，掌握东汉最高权力。

一个掌握最高权力，又和士族保持一致立场的外戚，便是陈蕃梦寐以求的政治盟友。

陈蕃极力推荐窦妙做皇后，目的就在这里。

而且陈蕃推荐窦妙的同时，大量朝廷官员也上书，不同意册立田圣做皇后，要求册立窦妙这种门第显赫的女子。

事情做的这么明显，要说士族大臣没有串联，那就见鬼了。

汉桓帝没有嘉靖“大礼议”的能力，便向陈蕃和大臣妥协，册立窦妙做皇后，封窦武为城门校尉、槐里侯。

册立窦妙为皇后，是外戚和士族结盟的标志性事件。

他们结盟的唯一目的是诛杀宦官，明线上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，暗线上夺取朝廷权力，保护士族的生命财产安全。

如果窦武识相，就彻底加入士族分享权力，如果窦武不识相，士族们便踢开窦武独掌权力，直接从东汉过渡到士族掌权的西晋。

当然了，士族要诛杀宦官，利益增殖的天然属性只是一方面的原因，另一方面确实是宦官的政治能力太低劣了。

随便列举一些宦官的劣迹：

中常侍侯览的哥哥是益州刺史，残暴贪婪，在益州积累了亿万家财，被征回洛阳时装了300辆车，都是金银锦帛。

中常侍左悺的哥哥是九卿之一的太仆，封南乡侯，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无数钱财，并且放纵宾客打家劫舍。

中常侍管霸、苏康派人到郡县，依仗权势贱买良田美宅，谁敢过问就是谁的错。

中常侍徐璜的侄子徐宣是下邳县令，想娶原汝南太守李嵩的女儿，李嵩拒婚以后，徐宣带人闯入李嵩家，绑走姑娘以后残忍杀害。

小黄门张让的弟弟是野王县令，贪残无道，经常做一些破家灭门的勾当。

如此等等。

这些宦官是汉桓帝的亲信，他们做官的亲戚，是汉桓帝的皇权延申到地方的重要途径，结果宦官集团不上道，以官员身份做土匪，典型的官盗。

所以士族和宦官，不仅是争夺工作岗位的权力斗争，增殖利益的经济斗争，更是“治国”和“乱国”的路线斗争。

这种程度的斗争，不激烈才见鬼了。

陈蕃和窦武的谋划很好，士族感觉局势明朗，胜利很快到来，于是在汉桓帝去世前就开始做准备工作。

公元166年，洛阳的3万太学生在名士郭泰、贾彪的号召下，感觉东汉的国势不稳，必须和名高望重的士族官员站在一起，诛除宦官、重整朝政、还大汉朗朗乾坤。

他们给士族官员们唱赞歌：“天下楷模李元礼、不畏强暴陈仲举、天下俊秀王叔茂。”

李元礼是留下“跳龙门”典故的李膺，时任位高权重的司隶校尉，陈仲举是陈蕃，时任三公之一的太尉，王叔茂是做过南阳太守的王畅。

太学生给士族官员唱赞歌，士族官员和太学生联合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？

这是士族官员和知名学者直接发起的学生运动，要借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，掌控社会舆论，形成“谁不服打谁”的恐怖风气，进而逼迫朝廷，达到诛杀宦官的政治目的。

当时有句话：“自公卿以下，莫不畏其贬议”，你感受一下威力有多大？

甚至当年春夏大雨连绵，影响了农业耕种，他们也说成是大臣作威作福导致的。这里的大臣，当然不是士族官员，而是皇帝的亲信宦官。

士族大臣和宦官都有了队伍，大战一触即发。

公元166年，南阳太守成瑨逮捕富商张汎，此人和宦官的关系极深，但成瑨不管，定罪名杀掉张汎家族200多人。太原太守刘质逮捕为非作歹的小黄门赵津，杀之。徐璜侄子徐宣的罪行爆发，东海相黄浮立即逮捕徐宣，斩首于闹市。中常侍侯览家族残害百姓，山阳太守翟超扒掉侯览家族的豪宅和祖坟，家产全部充公。

这四件事都是士族大臣镇压宦官亲信，被宦官视为士族大臣挑起的全面战争，而汉桓帝也认为，攻击宦官就是挑战皇权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

于是成瑨、刘质死在监狱里，翟超、黄浮剃发为奴。

这样的结果，士族大臣当然不满意，司隶校尉李膺更耿直：“皇帝不让杀宦官，我偏杀给你看”，随后便把和宦官有关系的方士张成逮捕杀掉。

紧接着宦官向汉桓帝告状：

“李膺和太学生同气连枝，并且在州郡拓展影响力，已经组成庞大的势力。”

士族大臣杀宦官是挑战皇权，结党更是皇帝的大忌，汉桓帝大怒，下令郡国逮捕党人200余人，全部罢官回乡，禁锢终生。

这就是东汉末年的“党锢之祸”，士族大臣和宦官的第一次斗争全面失败。

此后“党锢之祸”被认为是汉桓帝昏庸的象征，但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汉桓帝，遇到这样的事，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——

保护宦官镇压党人，江山还是自己的，保护党人镇压宦官，恐怕自己就被架空了。

在这次士族和宦官的斗争中，陈蕃、窦武都巧妙的避开了，他们在等待机会，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。

公元167年12月，汉桓帝驾崩于德阳殿，士族的机会到了。

因为汉桓帝没有留下子嗣，皇后窦妙临朝称制，成为决定下一任皇帝的人。窦妙召父亲窦武、侍御史刘鯈问谁继位合适，刘鯈说解渎亭侯刘宏最合适，于是窦妙便决定立刘宏为皇帝。

刘宏便是汉灵帝，那年才12岁。

公元168年正月，陈蕃升任太傅，窦武以外戚和拥立的双重身份，从城门校尉升任大将军，封闻喜侯，窦氏子侄共掌机要兵权，二人与司徒胡广共录尚书事，也就是东汉的日常事务，他们三人说了算。

今日大权在握，再想想“党锢之祸”的耻辱失败，窦武和陈蕃不禁热血上涌，此时不报仇更待何时，诛杀宦官彻底结束这一切吧。

陈蕃一定庆幸3年前的决定。

支持窦妙做皇后，果然换来外戚和士族共进退，而窦妙也感激陈蕃的支持，临朝称制以后，将政务都交给陈蕃和窦武，基本不亲自过问。

但窦妙毕竟是后宫寡妇，不可能整天和士族大臣们混一起，宦官自然是离不开的，为了自己的安全以及日常生活，窦妙便经常赏赐宦官。

这就戳到陈蕃和窦武的痛处：

“我们要诛杀宦官，太后怎么能亲近宦官呢，万一宦官得势，或者皇帝长大联合宦官反杀我们怎么办？”

邓、梁、窦氏外戚的鲜血，党锢之祸的教训，还不够深刻吗？

于是窦武和陈蕃给窦妙上书：“曹节、王甫等操弄国权，祸乱海内，今不诛之后必难图，宜悉诛废以清朝廷。”

注意看，宜悉诛废的意思是全部杀掉，一个不留。

宦官是封建王朝必不可少的部分，全部杀掉显然不可能，要整顿朝纲，只需杀掉犯罪的宦官即可。

太后窦妙明白这个道理，便不同意陈蕃和窦武的意见，而陈蕃和窦武已经被百年来的血腥政治搞怕了，一定要杀掉全部宦官，他们才能安心。

于是陈蕃和窦武一次次上书，太后窦妙一次次驳回。

经过几个月的扯皮，陈蕃和窦武的耐心逐渐耗尽，决定撇开太后窦妙独立行动，即发动诛杀宦官的政变。

熟悉三国的朋友肯定看明白了，陈蕃和窦武的行动，其实就是袁绍和何进的预演。

窦武和陈蕃提拔朱寓为司隶校尉、刘祐为河南尹、虞祁为洛阳令、小黄门山冰为黄门令。这份人事任免，基本控制了首都的关键岗位。

一切部署妥当，随时可以发起致命一击，但就在这个时候，变故突然发生了。

9月的某天，窦武下班回家，宦官朱瑀发现了窦武和陈蕃的奏章，知道他们要诛杀所有宦官，大怒：“中官放纵者，自可诛耳，我曹何罪，而当尽见族灭？”

这句话是大部分宦官的心声。

宦官进宫也是混口饭吃，你们要杀人也得符合东汉基本法，有罪便杀无罪释放，怎么能全部杀掉呢？我们招谁惹谁了？

于是，宦官当夜便歃血为盟，决定反击陈蕃和窦武，以及满朝的士族大臣。

宦官们拟定了口号：“陈蕃、窦武准备废立皇帝，属于大逆不道”，然后挟持汉灵帝到德阳殿，软禁太后窦妙，用玉玺调动军队逮捕陈蕃、窦武。

这时已是深夜，陈蕃在办公室休息，听说宦官调动军队抓人，便带领80多名官吏持刀反击，被新任黄门令王甫逮捕，送到监狱杀死。

窦武听闻宫中出现变故，便跑到侄子窦绍的步兵营举兵对抗，宦官则发布诏书，命令名将张奂领禁军攻窦武，第二天上午，窦武兵败自杀。

至此，用半年时间准备诛杀宦官的外戚、士族领袖，被宦官用一夜时间反杀。

而后窦武家族被流放日南郡（越南），太后窦妙迁居南宫，窦武和陈蕃举荐的士族大臣、门生故吏，要么自杀，要么被宦官禁锢终生，一辈子不准出仕做官。

此后20年宦官一手遮天，原本想和士族分享利益的外戚销声匿迹，原本想独掌政权的士族郁郁不得志，东汉从三足鼎立变成宦官一柱擎天。

史书写道：“于是群小得志，士大夫皆气丧。”

其实也可以理解。

士族大臣本应该是国家政权的主体，结果却在宦官和外戚斗争的时候，被迫随风摇摆，和外戚结盟准备诛杀宦官，却被宦官反杀，一败涂地。

换做你是士族大臣，恐怕也不会甘心。

这股气一直憋在士族大臣的心里，他们依然在潜伏，等待着机会再次降临。

窦武、陈蕃和宦官的斗争，看起来和三国没关系，但这次政变以及窦武、陈蕃的命运，给后来者造成巨大的心里震动。

20年后的下一场政变中，一切外人看来不合理的行为，其实都能在窦武和陈蕃的命运里找到影子。



3、

在班超经营西域到董卓进京的百年时间里，很多士族在政治斗争中灰飞烟灭，但汝南袁氏深谙政治斗争的精髓，不论洛阳如何风云变幻，始终屹立不倒。

不仅没有倒，汝南袁氏连续4代人出任三公的高职。

例如袁安在汉和帝年间担任司徒、第三子袁敞做了司空、孙子袁汤做了太尉、曾孙袁逢做了司空、袁隗做了太傅，第五代便是袁绍和袁术。

除了直系子孙以外，那些袁氏的旁系成员也纷纷出任太守、中郎将、郎中等显赫职位。

这份履历，相当于某个人45年便成为五大书记之一，然后每次换班子都有后人成为常委，到现在已经深耕了4代人。

当然，这只是简单的类比，我们现代中国没有这样的人，但汝南袁氏利用人才察举制和经济庄园制，却实实在在的做到了。

汝南袁氏不仅以名望成为士族领袖，也凭借4代高官提拔、联姻、结交的亲朋好友和门生故吏，成为影响东汉走向的关键家族。

《三国志》里说：“自安以下，皆博爱容众，无所拣择。宾客入其门，无贤愚皆得所欲，为天下所归，由是势倾天下。”

汝南袁氏的势力有多么煊赫，你感受一下？

到了东汉末年的汉灵帝时代，袁隗是汝南袁氏的大家长，同时也是士族大臣的领袖，而袁绍做为袁氏新秀，更是青出于蓝。

袁绍继承了祖上博爱宽容的风格，年轻时在洛阳隐居，“能折节下士，士多附之”，和曹操、张邈、何颙、许攸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。

这些人里，曹操是宦官之后，许攸是名士，张邈和何颙是“党锢之祸”的重要人物，尤其是何颙，和陈蕃、李膺的关系很好。

从这里就能看出来，袁绍结交人物是有选择的。

和曹操交好，关键时候可以和宦官牵线搭桥，和张邈、何颙交好，可以和受迫害的党人联络，和许攸交好，可以和人身自由的士人保持关系。

方方面面，袁绍都照顾到了。

袁绍结交的这些人，长辈袁隗肯定是知道的，甚至是默许鼓励的。

那时袁家的政治分工应该是，袁隗在朝为官，维护明面上的家族声望和政治影响力，袁绍在野隐居，收拢暗线上的人才和势力。

那么袁家要做什么已经很明显了，一旦机会到来，袁家做为士族领袖，要扛起先辈“诛灭宦官”的大旗，彻底清算百年历史。

这个问题，可能宦官也发现了。

中常侍赵忠就问：“袁本初坐作声价，不应呼召而养死士，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？”

史书上说，这是赵忠和宦官们说的话，但我觉得，应该是赵忠专门放出来的风声，用来敲打袁绍以及汝南袁氏代表的士族，否则的话，简简单单的一句吐槽，不可能闹得满城风雨。

所以袁隗听到赵忠的话，立即数落袁绍“汝且破我家”，意思是现在还不是时候，低调一些，赶紧找份正经工作掩人耳目吧。

于是袁绍加入大将军何进的幕府，成为重要幕僚。

那年“黄巾起义”爆发，起因是农民受不了地方苛捐杂税的盘剥，尤其是宦官亲信任职的地方，盘剥非常严重，而党人看不到翻身的希望，有些党人和黄巾军勾通，准备颠覆汉朝谋求翻身。

汉灵帝火速提拔何皇后的哥哥、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，命令他率领左右羽林、五营营士镇守京师，并且任命函谷、太谷、孟津等八关都尉，做为洛阳的外围防御圈。

至于出征平叛，则由北中郎将卢植、左中郎将皇甫嵩、右中郎将朱儁挂帅。

至此，何进这个南阳屠户的儿子，依仗何皇后的关系，成为东汉新一代的外戚领袖，而袁绍进入何进的幕府，其实是士族领袖和外戚领袖结盟，和陈蕃、窦武结盟是不同时代的同一件事。

那为什么以前的皇后都出自名门望族，唯独汉灵帝的何皇后，出自南阳屠户之家，做成汉桓帝没做成的事？

因为经过百年的血腥杀戮，宦官也怕了，而且独掌东汉政权20年，宦官已经惹得天怒人怨，丝毫没有声望可言，宦官想和外戚结盟，共同镇压士族分享天下。

所以洛阳宫廷选采女进宫的时候，宦官郭胜在南阳选了根基薄弱的美少女何氏，进宫后一路送到汉灵帝的床上，最终得到汉灵帝的宠爱。

这是宦官的外戚养成计划。

而且宦官选中的美少女，肯定不止何氏一人，只是因为何氏的肚子争气，于公元176年生下皇子刘辩，从而才成为宦官的重点押宝对象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何皇后杀掉皇子刘协的母亲王美人，汉灵帝要废皇后，宦官们才各自掏出数千万家财送给汉灵帝，要保住何皇后的地位。

如果汉灵帝废了何皇后，那宦官们的外戚养成计划便夭折了，这就是后来中常侍张让和何进吐露心声时说的：

“但欲托卿门户耳。”

东汉走到这里，已经出现了一个四角关系。

第一，皇帝要坐稳江山，必须重用宦官及其爪牙，做为皇权的延申。

第二，宦官要保证地位和权力，必须和外戚结盟，共同镇压士族分享天下。

第三，百年血腥杀戮，尤其是窦武和陈蕃的结局，让外戚面对宦官没有安全感。

第四，士族累积了百年的怨气，对宦官和外戚恨之入骨，时刻准备扳倒宦官和外戚，清算历史旧账。

于是汉灵帝明知宦官作恶却不整治，宦官培养了何氏外戚，大将军何进重用了袁绍，汝南袁氏做为士族领袖却投入何进门下。

从政治的角度来看，这个四角关系，属于东汉末年解不开的结构性矛盾，汉灵帝在的时候可以勉强和平共处，一旦汉灵帝去世，便是外戚、宦官、士族决战的时候。

而这次决战是东汉百年矛盾的总爆发，直接打碎了东汉的江山。



4、

自从“黄巾起义”以后，汉灵帝开始关心军事，前文说的汉灵帝大阅兵，就是发生在“黄巾起义”以后的事。

为了加强洛阳朝廷直属的军事力量，汉灵帝在公元188年成立西园八校尉军，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、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、屯骑校尉鲍鸿为下军校尉、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等等。

这支军队归蹇硕统领，而蹇硕直接听命于汉灵帝，可以说西园八校尉军是汉灵帝的直属禁军。

凭借这支军队，汉灵帝命令大将军何进也归蹇硕指挥。

成立西园八校尉军，汉灵帝是明明白白的告诉所有人，朕要收兵权了，不论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皇帝永远是军事力量最强的人。

可能汉灵帝也察觉到，袁绍入何进幕府意味着士族和外戚结盟，他本能的感觉到皇权受到威胁，于是在地方叛乱四起和洛阳政局失衡的情况下，成立了西园八校尉军，削弱大将军何进的权力。

而在不久后，汉灵帝又做了两项部署：

升卫尉董重为骠骑将军。

想改立皇次子刘协为继承人。

董重是汉灵帝母亲董太后的侄子，属于不次于何氏的外戚家族，而刘协是董太后抚养长大的。

这两项部署，再加上汉灵帝将刘协托孤给蹇硕的决定，意思很明显，那就是以董家为外戚领袖、蹇硕为宦官领袖，共同辅佐刘协，以此来消除袁氏士族和何氏外戚结盟的危险。

汉灵帝很清楚，外戚和宦官结盟才能拱卫皇权，单独拎出哪一个来，都不是士族的对手。

可以说，为了拱卫皇权，汉灵帝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。

但人力不可逆时势，那些积累了百年的恩怨，总要来一场清算，这种事雄才大略的领袖都难以避免，更何况中人之姿的汉灵帝呢。

公元189年4月，汉灵帝在嘉德殿驾崩。

根据汉灵帝的遗嘱，掌握西园军的宦官蹇硕，准备先杀何进兼并军队，掌握洛阳的大部武装力量，然后和董重一起拥立刘协。

于是蹇硕派人请何进入宫议事，到时候摔杯为号，刀斧手一拥而上杀何进。

但蹇硕的情报工作太差，他不知道麾下的司马潘隐是何进的旧相识，等何进一脸懵逼的进宫时，潘隐向何进挤眉弄眼。

何进一拍脑袋，卧槽不对劲，赶紧回。

何进出宫，蹇硕便彻底失去杀何进的机会，而皇位不可能长期空缺，那么皇长子刘辩便顺理成章的继位，拜袁隗为太傅，与大将军何进共录尚书事，何太后临朝称制。

这时的东汉局势，和陈蕃、窦武、窦太后时期简直是一模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现在有两家外戚、洛阳有两支军队。

一山不容二虎。

何进要做实权的大将军，必须除掉蹇硕和董重，汝南袁氏要实现士族的野心，必须先辅佐何进剥夺蹇硕的兵权，然后借何进之手诛灭宦官，失去宦官的制衡，何进只是随手可以扔掉的工具。

杀掉蹇硕进行的很顺利。

蹇硕声称得到确切消息，何进和士族要联手诛杀宦官，劝其他宦官效仿20年前的故事，骗何进入宫，先下手为强。

但选何太后进宫的郭胜，自认为对何氏有恩，便和其他宦官商议：“我们投资何氏都这么多年了，现在杀何进岂不亏本，留着何氏才能和外戚结盟，听蹇硕的有什么好处？”

人性是趋利避害的，从人性的角度来看，郭胜是对的。

于是宦官和何进联手杀蹇硕，兼并了蹇硕统领的西园八校尉军，蹇硕成了宦官给何进纳的投名状。

随后何进上奏：“藩国王后不能留京师，请董太后迁回本国。”奏书发回尚书台，何进和袁隗亲自盖上大印，排挤董太后的奏书就此生效，董氏外戚失去法定权力。

一个月后，董太后暴崩，董重免官自杀。

汉灵帝去世不到一个月，生前的政治布局便全盘崩溃，洛阳成为何氏外戚、袁氏士族的天下。

所有的障碍都排除掉了，士族的谋划便将走出最关键的一步。



5、

其实何进和袁隗刚执掌东汉政权的时候，袁绍就劝何进，效仿20年前陈蕃和窦武的故事，起兵“悉诛诸宦官。”

注意，袁绍的主张依然是全部诛灭，丝毫不留余地。

这里面有没有太傅袁隗的意见，史书上没说，但我倾向于袁绍和袁隗商量过。

一个“四世三公、门生故吏遍天下”的政治家族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发动政变这么大的事，大家长袁隗不可能脱身而去。

所以袁绍劝何进诛灭宦官，其实是东汉士族的共识，从陈蕃到袁隗、袁绍，这个共识从来没变过。

有句话叫“最大的敬意是赶尽杀绝”，从士族对宦官的共识来看，足以说明东汉宦官的势力多么庞大，士族对宦官的恨意多么强烈。

但是董太后和董重都死了以后，何进依然没有发动政变的意向。

其实也正常。

何太后和何进是靠宦官起家的，相当于创业者拿了十几年的风险投资，现在何进刚执掌政权，等于是刚敲钟上市，宦官做为投资人正准备享受分红呢，何进这个创业者就要一脚踢开？

从感情上来说，何进肯定难下决心，从现实利益上来讲，全部诛灭宦官，士族就能靠得住？

但袁绍不着急，他有一把杀手锏。

袁绍对何进循循善诱：

“以前窦武想诛灭宦官却身死族灭，一是因为情报泄露，二是因为禁军害怕宦官，现在将军统领大军，形势尽在掌握，应为天下除患，名垂后世。”

袁绍这句话的重点不是名垂后世，何进做为屠家子根本不在乎这个，真正打动何进的关键点，是袁绍点出了窦武。

窦武是开国功臣的后人，家族势力盘根错节，不照样被宦官抄家灭族，你何进有几把刷子，能保证宦官不对你下手吗？

要想保住现在的荣华富贵，你得先下手为强，彻底诛灭宦官，毕竟士族和外戚可没仇。

后来很多人说，何进是没脑子的蠢材，听了袁绍的话准备诛宦官，结果便宜了董卓。

但问题是，士族可以在宦官的淫威下苟且偷生，太后可以和宦官和平共处，唯独大将军何进不行。因为宦官要杀外戚的话，第一个杀的就是何进，这样的先例在东汉历史上起码有4个。

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何进，想到窦武的结局会怎么办？和士族一鼓作气诛杀宦官，还是把生死寄托在宦官的身上？

我想，大部分人会选择搏一搏单车变摩托，和士族联手诛灭宦官，先把命保住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

何进也是这么想的。

他听了袁绍的话，立即下定决心，进宫向何太后进言：“请尽罢中常侍以下，以三署郎补其处”，要求罢免中常侍以下的宦官，用郎官处理宫中事务。

何进有自己的担忧，何太后也有立场，表示自己是先帝的未亡人，怎么能成天和士大夫亲密接触呢？这不符合规矩。

一句话，宦官不能杀。

何氏兄妹的立场之所以不同，是因为宦官第一刀捅不到何太后身上，最重要的是，何太后的妹妹嫁给宦官张让的儿子。

也就是说，何太后和宦官首领是亲家。

有了婚姻关系的捆绑，利益共同体就算结成了，何进想用一句话就拆散这么多年的利益布局，显然有些异想天开。

归根到底，何进担心和窦武一样身死族灭，何太后想延续多年的利益结构，他们都是外戚，但核心利益有分歧。

利益不一样，立场自然不一样。

何进退而求其次，要求何太后诛杀有罪的宦官，但袁绍不同意何进的意见，和陈蕃一样坚决要求诛杀全部宦官，用的词都一样：

“中官亲近至尊，出纳号令，今不悉废，后必为患。”

外戚和士族都被东汉的血腥政治整怕了。

而何太后还是那句话，宦官不能诛杀，何进的意见是错误的。

士族积累百年的力量，汝南袁氏谋划了20年的事业，怎么可能因为何太后不退让而止步？于是袁绍提出那个臭名昭著的意见：

“招四方猛将及诸豪杰，并引兵向京城，以胁太后。”

招外地军队进京，外地军队极有可能控制京城，导致中央朝廷的大权旁落，甚至改朝换代，但袁绍提出这个建议，也是根据自己的立场说的。

首先，宦官在洛阳经营百年，同样是盘根错节的，在宫里、军队、朝堂都有大量的人马，所以“五营兵士皆畏服中人”，用禁军诛宦官，极有可能和窦武、陈蕃一样被反戈一击。

其次，何太后不同意诛宦官，何氏外戚可能指望不上，袁绍准备亲自动手。

最后是最重要的，袁绍自信能控制外地军队。

毕竟汝南袁氏是四世三公的家族，百年来始终处于权力核心，招来的外地军队，其首领大概率是袁氏的门生故吏，即便不是直系门生，通过庞大的人脉网，七拐八拐总能扯上关系。

退一万步说，招来的外地军队和袁氏没有关系，但当时的将领只有几千人马，你觉得四世三公的家族会害怕一个校尉，世代常委的家族会害怕一个旅长？

袁绍觉得，招外地军队进京，赢面几乎是百分百的。

从目前来看，袁绍是实打实的政治高手。他用窦武的故事不断刺激何进，激起何进的疑心病，导致何进为了诛宦官保性命，什么都顾不上了。

后来的三国谋士们，能把人性利用到这个程度的，一只手都数的过来。

而何进听到袁绍的保证，便给河东董卓、武猛都尉丁原、东郡太守桥瑁等人发令，让他们带兵进京，做一票大的。

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，袁绍的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万里江山即将改变颜色。

但袁绍没想到，他在利用外军完成百年大计，外军也在等待机会实现自己的野心。

当你望向深渊时，深渊也在回望你。



6、

董卓收到何进的命令，进军速度极快，边走边给朝廷上书，痛骂宦官祸乱海内，要求诛宦官清君侧。

一封奏书，董卓和袁绍达成统一战线。

但有个问题，汉灵帝驾崩前召董卓进京，做九卿之一的少府，负责管理皇帝的私产，董卓推脱说军队离不开他，后来又让他做并州牧，把军队交给皇甫嵩，董卓也不听令。

皇帝召都不去洛阳，何进一道命令董卓就去，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

其实真相就藏在历史的细节里。

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里记载：“何进部曲吴匡遂引兵与董卓弟奉车都尉旻攻杀苗。”

这句话里有个重点——董卓的弟弟董旻是奉车都尉。

奉车都尉是秩比二千石的高官，和班超的西域都护、袁绍的司隶校尉同等级，隶属于光禄勋，负责管理皇帝的车辆和出行事务，类似于现在的办公厅副主任。

处在这个核心位置上，董旻的消息非常灵通，比如宫里出了什么事、洛阳是什么局势、皇帝的身体如何等等，都能很快知晓。

而董卓驻扎的河东郡是现在的山西运城，距离洛阳并不远。

董卓不奉汉灵帝的诏令，是不是收到董旻的消息，做出拥兵自重的判断？董卓听何进的命令赶往洛阳，是不是收到董旻的消息，决定到洛阳火中取栗？

这是极有可能的。

董卓的做法也说明，其他外地军队进洛阳，可能完全服从汝南袁氏的安排，但董卓进洛阳是有预谋的。

他的预谋，将在见到皇帝的那一刻全部揭晓。

袁绍千算万算，唯独没有算到董卓是有思想、有政治野心的军阀。

董卓马不停蹄的赶到渑池，由于速度太快，引起何进的怀疑——事出反常必有妖，老小子这么着急来洛阳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便派谏议大夫种邵出使，命令董卓停止前进。

董卓再次抗旨，直奔河南郡。

正因为董卓的反应如此反常，我才判断，董卓和董旻之间肯定有不为人知的联系，董卓的一切行动，都是根据董旻传递出来的洛阳局势做出的。

而袁绍害怕何进反悔，又用“事久变生，复为窦氏”的话刺激何进，利用疑心操控何进，同时以何进的名义，命令董卓等将领快速前进。

随着董卓的军队向洛阳推进，事情彻底脱离何进的掌控，却一步步向袁绍最满意的结果走去。

公元189年8月，何太后害怕外军进京威胁皇帝，何进害怕董卓进京威胁自己的军权，于是何进入宫劝何太后：

“董卓要来了，你马上下令诛灭宦官，然后以此为理由，阻止董卓进京。”

何太后没有给出明确答案，可能是想考虑一下，但这句话被中常侍张让等宦官听到了，说出了那句灵魂拷问：

“大将军想做什么，窦氏的事要重演了吗？”

我们当初投资何氏，就是要和外戚结盟，避免窦氏的故事重演，现在你们兄妹发达了，竟然这样对我们？

那好吧，我们和你恩断义绝。

宦官做事绝不拖泥带水，说完便带了几十个人，把何进骗到嘉德殿前刺死，随后就是一场世纪大火并。

宦官拟诏以樊陵为司隶校尉、许相为河南尹，准备重新控制洛阳及周边地区，袁隗和袁绍矫诏杀之。

宦官封闭宫门，何进部曲吴匡、虎贲中郎将袁术围攻，并且火烧青锁门。

吴匡怀疑何进的弟弟何苗和宦官勾结，导致何进被宦官杀死，便和董卓的弟弟董旻围攻何苗，杀之。

袁绍封闭北宫门，到处捕杀宦官，无少长皆杀之，死者两千余人。

宦官张让等人挟持刘辩、刘协到小平津，被卢植等大臣逼的投河而死。

这一夜，洛阳火光冲天。

掌控东汉政权的外戚和宦官，一夜之间灰飞烟灭，士族隐忍百年一夜翻盘。

如果按照袁绍的计划，也可以说是汝南袁氏、东汉士族的计划，明天的太阳升起以后，天下将没有外戚，也没有宦官，朝堂上只有14岁的皇帝刘辩，和以汝南袁氏为首的士族大臣。

所谓众正盈朝是也。

中国历史直接跳过三国争雄，进入西晋的轨道，历史把司马懿的角色送给袁隗，而把司马炎的角色送给袁绍，袁术的角色则是齐王司马攸。

这是东汉士族梦寐以求的最好时代，但这个最好时代的保质期只有不到三天。

政变结束的第三天夜晚，尚书卢植、河南中部掾闵贡扶着刘辩、刘协回洛阳，路上遇到策马赶来的董卓。

董卓是第一支赶到洛阳的外地军队，出于政治本能，卢植和闵贡以皇帝的名义下令，让董卓停止前进，但董卓是抱着政治目的而来，士族大臣的命令，算什么？

于是董卓反问道：

“你们都是国家大臣，却把国家搞成这个样子，有什么脸面让我退兵？”说罢，董卓分别和刘辩、刘协说话，发现14岁的刘辩说话唯唯诺诺，9岁的刘协聪明伶俐。

按照普遍的说法，董卓发现刘协年纪小，容易控制，便起了废立之心。

事实真相这么简单吗？

当然不是。

《资治通鉴》和《后汉书》写到这里都用了一句话：“卓自以与太后同族，遂有废立意。”

刘协是董太后养大的，感情上更亲近董氏外戚，而董卓认为自己和董太后同族，那么在个人感情和政治关系上，董卓和刘协更亲近。

至于董卓为什么认为和董太后同族，谁都不知道。

有一种可能，董太后生前通过董旻联系过董卓，边将和后宫达成某种政治协议。还有一种可能，汉灵帝生前召董卓进京，就是想壮大董氏外戚，只是董卓觉得掌握兵马更可靠，所以汉灵帝也没有怪罪董卓。

否则的话，黄巾起义后那么多起义叛乱都平定了，汉灵帝却命令不动只有三千兵马的董卓，怎么看都有些奇怪。

具体过程是什么，恐怕只有董卓和董旻才知道，但结果是确定的：

董卓奉何进的命令带兵进京，初心就是火中取栗，现在宦官和何进都死了，董卓便想以董太后同族的身份，改立刘协继位，自己以董氏外戚的身份执掌东汉政权。

说白了，董卓听刘协说完政变经过以后，迅速决定取代何进的地位，成为东汉的新外戚。

在电石火光的瞬间做出决定，董卓也是个狠人。

可以说，袁绍的政变计划是比较完美的，至少没那么脑残，唯一的变数就是董卓。而随着董卓的到来，短暂得到东汉政权的汝南袁氏和士族，也迎来新的敌人。



7、

原本袁绍的谋划是除掉外戚和宦官，开启士族独掌政权的士族政治，但带着政治目的进京的董卓，要恢复东汉传统的外戚政治。

一方要迈向西晋新时代，一方要回归东汉传统，那么袁绍和董卓的斗争，本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。

董卓刚进京的时候，袁绍有过彻底击败董卓的机会。

因为那个时候董卓根基不稳，带到洛阳的只有三千兵马，根本不足以控制洛阳，于是骑都尉鲍信向袁绍进言：“董卓拥强兵进京，野心不小，不如趁他兵马疲惫的机会偷袭，一战可擒。”

鲍信的眼光非常准，这是袁绍甚至士族唯一可以击败董卓的窗口期，时间非常紧，要做就得干净利落，绝不能拖泥带水。

结果袁绍的反应是——绍畏卓、不敢发。

起初看这六个字，感觉不可思议。

袁绍是风流倜傥折节下士的人，刚刚谋划了那么大一场政变，从揣摩人性、用人募兵到掌控节奏，袁绍的表现毫无疑问是汉末第一流人物，怎么面对三千兵马的董卓，就不敢动了？

其实仔细想想也正常。

袁绍是四世三公的贵公子，做事向来依靠家族的底蕴，没有白手起家艰难求生的阅历，那么对危机或机会的敏感程度，肯定不如死人堆里打滚20年的董卓。

用“猛将发自卒伍、宰相起于州部”来衡量人物，董卓完全符合标准，而袁绍和汉桓帝、汉灵帝都有非常严重的和平病，完全不符合这个标准。

所以董卓能在电石火光间做出“替代何进”的决定，袁绍却不能在仅有的数天窗口期内，做出“偷袭董卓”的决定。

曹操青梅煮酒时评价袁绍——色厉而胆薄，好谋而无断，干大事而惜身，见小利而忘命，可谓是入木三分。

既然袁绍没有把握住机会，董卓就不客气了。

他带到洛阳的人马不多，便让他们晚上悄悄离开军营，早上再大张旗鼓的回来，造成兵马源源不断的声势，随后利用弟弟董旻和何进部曲共同作战的经历，收编了何进留下来的兵马，拉拢吕布刺杀丁原，收编了丁原的并州兵马。

至此，董卓成功整合洛阳军队，成为洛阳实力最强大的人，那些经学世家出身的士族大臣，哪里斗得过不讲武德的董卓。

走到这里，董卓就完成替代何进的第一步。

第二步便是废何氏外戚的刘辩，立董氏外戚的刘协，恢复东汉的外戚政治，完成汉灵帝的临终心愿，自己也能醒掌天下权、醉卧美人膝。

当董卓提出废立皇帝的意见以后，董卓声称“天下大事岂不在我，尔等谓董卓刀不利乎”，唯独袁绍站出来怼董卓——“天下健者岂惟董公”，说完便逃出洛阳直奔冀州。

而满朝士族大臣“莫敢对”，于是陈留王刘协登基，刘辩退位封弘农王。

董卓借兵威完成替代何进的第二步。

第三步是彻底清算何氏。

董卓说何太后不守姑婆之礼，决定将何太后迁居永安宫，不久用药毒死，随后杀何太后的母亲舞阳君，挖掘何苗的棺椁抛尸路边。

这番举动不仅替董太后报仇，也将何氏外戚打倒批臭。

完成这三步走，洛阳便成了董卓的天下，士族大臣战战兢兢，朝廷大事听董卓一言而决。

这一切都是在汉灵帝去世半年内完成的。

汝南袁氏和士族们机关算尽，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，却让董卓趁虚而入摘了桃子，换做是你，能甘心吗？董卓以小股兵力凌世家大族，换做是你，有安全感吗？

不可能的。

袁绍等世家大族不可能甘心，董卓坐在洛阳朝堂，不可能有安全感。

既然三方博弈角逐出来的两方都不满意，那么接下来的剧本，自然是新外戚和老士族的对决。

董卓策略是与士族和解。

蔡邕（蔡文姬父亲）是天下名士，受宦官迫害流落江湖12年，董卓执掌朝政以后，召蔡邕回洛阳做侍中。

党锢之祸已经过去20年，董卓亲自做了《关于党锢历史问题的决议》，给陈蕃、窦武、李膺等党人平反，并且提拔他们的子孙出仕做官。

提拔颍川荀爽（荀彧叔叔）为司空、颍川陈纪（陈群父亲）为五官中郎将、颍川韩融为大鸿胪，这些在野多年不出仕的名士，都被董卓拔擢出来。

董卓的意思很明白，我对你们好，你们也对我好，外戚和士族联手执掌政权，共享天下利益。

甚至为了与汝南袁氏和解，董卓都没有追究袁绍私奔冀州的罪名，而是封袁绍为渤海太守，袁术为后将军，曹操也得到骁骑校尉的官职。

为了和士族和解，董卓都没有提拔军中亲信，“但将校而已”，依然在军中操练士兵，并没有让他们参与政务。

可以说，董卓是有诚意的。

至于董卓放纵士兵抢掠财物，其实和以前的外戚窦宪、梁冀比起来，并不算太离谱，我们不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董卓，毕竟董卓可没有入党。

但袁绍等士族的策略是武装对抗，在洛阳得不到的东西，我们要在地方上得到，最终攻入洛阳重整天下。

于是，袁绍到渤海便矫诏招募豪杰起兵，袁术得到官职就直奔南阳，曹操到陈留郡“散家财”募兵五千人。

到了公元190年正月，冀州牧韩馥、骁骑校尉曹操、兖州刺史刘岱、陈留太守张邈、济北相鲍信、河内太守王匡等关东州郡长官，公推袁绍为盟主，起兵讨伐董卓。

这就是我们熟悉的“十八路诸侯讨董卓”，中国历史没有按照袁绍的计划推进，也没有按照董卓的计划演变，而是走向谁都没有想到的大乱世。

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新篇章。



8、

我们现在认为三国是历史的必然，但在当时的人看来，乱世是意外。

首先，黄巾起义没有动摇东汉的根基，地方势力也不是因为黄巾起义崛起的。

公元184年2月，黄巾起义爆发，到了10月份，皇甫嵩和朱儁就平定起义，剩下一些小规模武装，基本翻不起大浪来。

同年交趾起义，原因是赋税太重，朝廷任命贾琮为交趾刺史，宣布免除赋税徭役，起义就自动平息了，交趾人民表示贾刺史来的太晚了，害我们造了一场反。

此后，张燕成了河北黄巾余党的领袖，号称黑山贼，主动到洛阳请求招安，朝廷封张燕为平难中郎将，总领河北山里的事务。

南阳赵慈造反，荆州刺史王敏平定。武陵蛮造反，平定。长沙区星造反，孙坚平定。益州马相造反，州从事贾龙平定。幽州张纯、张举造反，刘虞平定。

到汉灵帝驾崩以前，除了凉州的马腾、韩遂以外，东汉核心地区的造反活动基本都平定了。

即便是州牧的权力太重，汉灵帝时期也只有益州牧刘焉、幽州牧刘虞、豫州牧黄琬。

这三个人里，其中两个是宗室大臣。

这哪里是地方势力崛起，分明是朝廷加强了地方的管理。

其次，从汉高祖开国到汉灵帝驾崩，汉朝延续近400年，天下人觉得刘家是天命所归，除了老刘家谁都不认，这就是汉朝的民意基础。

整体上来说，汉灵帝驾崩的时候，东汉的根基依然非常稳固，可能和盛世有一定的差距，但绝对没有到崩溃的边缘。

真正把东汉拖入万劫不复深渊的，就是公元189年袁绍和士族策划的政变，而这场政变又是东汉百年来血腥政治的延续。

和以前政变的不同在于，公元189年士族的怨气已经积累的很深，实力已经庞大到控制不住，而新外戚董卓和董太后没有血缘关系，缺乏外戚政治的合法性。

最关键的是，经过公元189年的政变，东汉朝廷的权力结构失衡，士族挣脱控制他们的最后一道枷锁。

所以董卓恢复东汉外戚政治的计划失败了，各地士族决定另起炉灶，奔向他们美妙的新时代。

这也是历史的进程里，偶然中的必然。

接下来的汉末三国乱世，本质上是士族消灭外戚和宦官以后，进行的内部利益重新分配的战争。

袁绍费尽心机要一步走到西晋，结果便宜了董卓，到了河北苦心经营准备效仿光武帝，最后成全曹操的美名。

曹家三代人的心血，给司马家做了嫁衣裳。

刘备一心光复汉朝，却败给时势，诸葛亮鞠躬尽瘁，雄心壮志消散在五丈原。

孙策少年英雄，攻破江东六郡，惜英年早逝。孙权守成有余进去不足，要维持地位只能与士族合流。

历史兜兜转转，最终回到那条正确的轨道，只是人已不是那些人，事也不是那些事，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罢了。

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

 9

历史是各种因素累积的结果，如果其中一个因素出现变数，历史的面貌便大不相同。

在汉末三国时期，关中就是出现变数的因素。

关中号称 “沃野千里天府之国”，周朝以关中为起点东征殷商，建立八百年姬周天下，秦国以关中为基本盘，只需驻守山西运城、函谷关一线，就能挫败关东六国的挑战，直至一统江山。

楚汉战争结束，丰沛功臣都劝刘邦建都洛阳，唯独刘敬和张良建议：

“关中左崤函，右陇蜀，沃野千里，南有巴蜀之饶，北有胡苑之利，阻三面而守，独以一面东制诸侯。此所谓金城千里，天府之国也。”

这种地理优势，刘邦听明白了，立即带着功臣们西迁，定都长安，以关中为家。

到了东汉末年，来自凉州的董卓到洛阳执掌朝政，与关东士族和解失败，面对 “十八路诸侯讨董卓” 的反扑浪潮，第一时间想到的，也是迁都长安以关中为家，和关东士族们打持久战。

公元 190 年 2 月，董卓诛杀洛阳富豪剥夺家产，挖掘帝王公卿的陵墓获取陪葬品，随后焚烧洛阳城及附近 200 里的民房，逼数百万人向关中迁徙。

这是董卓洗不掉的暴行，但通过暴力掠夺，董卓得到大量的财富和人口。

按照董卓的想法，有了这些财富和人口，就可以稳固关中的经济基础，和关东士族打持久战了。

刚到关中不久，董卓又派人联络凉州的马腾、韩遂，准备和凉州军阀结盟，《资治通鉴》用的词是 “共图山东”，而马腾和韩遂接到董卓的书信，马上带兵到长安朝拜。

如果董卓能稳固关中，把马腾和韩遂纳入麾下，再加上董卓在羌胡中的号召力，那么函谷关以西的关西地区，就有了稳定的人口、财赋、兵员。

相比关东诸侯来说，董卓的乱世起点，也仅次于袁绍了。

实事求是的说，那时董卓是想励精图治的。

在洛阳的时候，董卓羞辱资历深厚的河南尹朱儁，越骑校尉盖勋劝他开言路纳贤才，不要羞辱能征善战的朱儁，董卓的反应是 “卓乃谢之。”

到长安以后，董卓想在地位上比肩姜太公，称尚父，但是蔡邕不同意，劝他平定关东以后，有了盖世功勋再议。董卓的反应又是 “卓乃止。”

这时的董卓，颇有求贤纳谏的明主作风。

而且董卓还有判断事务的能力。

董卓和孙坚是老战友，都跟随张温到凉州平定叛乱，非常清楚孙坚的能力，关东诸侯讨董卓时，孙坚一路追杀斩了华雄，更让董卓忌惮孙坚。

但董卓也不担心。

他和长史刘艾分析：“孙坚是能力出众的豪杰，如果自成一股势力，可以做成一番事业，但如果追随诸袁，迟早死无葬身之地。”

结果不出董卓所料，北上讨董卓时主动归附袁术的孙坚，一年后就死在荆州黄祖的手里，部队也被袁术兼并。

迁都长安的董卓有能力、有威望、有兵马、有财赋，完全可以整合关中资源，东向和袁曹争雄。

缺点就是喜怒无常，动不动就杀人。

也正是这个缺点，让私通董卓小妾的吕布恐惧不安，最终和谋划刺杀董卓的王允合流，在街头一矛刺死董卓，随后将董卓挫骨扬灰。

董卓死了，整合关中资源东向争霸的事业，便迅速夭折。

因为王允谋划刺杀董卓的初心是 ——“关东举义兵者，皆吾徒也”，即王允认为关东诸侯大多和他有师生情分，准备刺杀替代何进的新外戚董卓，做替代袁隗的新士族领袖。

换句话说，王允和关东诸侯一条心，根本不在乎整合关中的事业。

所以从公元 192 年起，关中失去扛大旗的人物，走上快速没落的道路。

这是历史的第一个变数。

10

董卓死后，关中进入群雄割据的时代。

李傕、郭汜等人做为董卓的老部下，担心被王允清算，准备解散部队回归乡里，这辈子做个富家翁算了。

但讨虏校尉贾诩和李傕等人说：

“你们解散部队就是一介匹夫，派出所的干警就能解决你们，还做富家翁？做梦去吧。除非重整部队攻入长安，夺取朝廷大权，我们这些凉州人才能有一条活路。”

贾诩看问题非常准，一番话点破董卓死后的关中局势。

于是李傕、郭汜等人整兵西进，一路上拉拢董卓旧部，到长安城下时已经有十几万人，随后攻破长安杀死王允，吕布逃往南阳，投奔袁术。

而因为 “替董卓复仇” 的功劳，李傕做了扬武将军，郭汜做了扬烈将军，两人共同掌握长安朝政，樊稠等人做了中郎将，成为关中拥兵自重的军阀。

这样的局面，和袁世凯死后北洋四分五裂，不能说毫不相干，起码是完全一致。

熟悉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，军阀拥兵自重导致国家四分五裂，始终没有一言九鼎的人来统领全局，结果就是日军侵华的时候，哪家军阀都不肯拼尽全力抗日，导致中国沦为半壁江山。

汉末的关中也差不多。

李傕和郭汜等人都是董卓旧部，进攻长安只是政治斗争压力下的保命行动，一旦进入长安掌握大权，论能力、声望、兵马，谁又比谁差？或者说，谁又比谁强呢？

所以李傕、郭汜、樊稠、张济等人谁都不服谁，始终没有角逐出一言九鼎的人，站出来重整关中的千里山河。

这帮人就像狗打架一样，李傕 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，郭汜就劫持公卿大臣，其他人坐山观虎斗，随时准备取而代之。马腾和韩遂发现机会，也出兵攻击长安准备火中取栗。

打到公元 194 年，李傕、郭汜、樊稠都开府理政，再加上三公府，合称 “六府”，公卿将校都不知道该听谁的，就连举荐用人，也是先用李傕的，过俩月换郭汜的，再过两月换樊稠的。

不用是得罪人，用的时间长也得罪人，那就轮流用吧，谁都不得罪。

至于朝政和关中经济，谁关心呢？

整个函谷关以西，打出一地狗脑子，整合关中资源东出争霸，就像是董卓生前的梦呓一样，从来不在这些军阀的思考范围里。

公元 195 年，李傕、郭汜等军阀们打来打去，竟然让汉献帝刘协逮住机会，和公卿大臣们经河东郡回到洛阳，于是曹操成了 “挟天子以令诸侯” 的人，拿到汉末争雄的一张王牌。

到了官渡之战的时候，江东孙策还有偷袭许都的雄心，所谓的 “关中诸将” 们连参战的资格都没有，只能选择中立，依附于袁绍或者曹操。

于是曹操先后派出卫觊、钟繇持节镇抚关中，用一纸诏书就逼的关中军阀们束手无策，纷纷上表，向许都的曹操称臣纳贡。

如果董卓还在，至于吗？

虽说不一定能东出平定天下，起码能在袁曹之间纵横捭阖，获取最大化的利益。

公元 211 年马超、韩遂等关中诸将反曹，合兵十几万驻扎潼关，这是关中在汉末最后一次亮相，结果不出意外，曹操用离间计击败马超和韩遂，随后派夏侯渊平定剩下的小军阀。

历经 20 年时间，关中被彻底赶下汉末的历史舞台。

而这个时间点，恰好和刘备谋划益州的时间重合。

3 年后，刘备攻入成都夺取益州，奔波半生终于有了复兴汉室的根据地，如果之前关中资源被整合起来，刘备就多了一个联合的对象，如果关中继续乱下去，刘备也能出兵北伐，成为那个整合关中的人。

不论哪种可能，都是刘备、诸葛亮这些理想主义者复兴汉室的助力。

但是天不随人愿，曹操先一步夺取关中，导致关中非但不能成为刘备、诸葛亮复兴汉室的助力，反倒成了曹操弹压益州的前沿基地。

这是关中改变的第二个历史变数。

11

关中大乱 20 年，受伤害最大的是普通人民。

董卓迁都长安带来不少人口，再加上关中原有的人口，关中的人力资源是很充足的，董卓死的时候，仅左冯翊、右扶风、京兆尹三郡就有数十万户。

按照一户五个人来算，三郡也有几百万人口，再加上关中的其他郡县，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的。

但是董卓死后两年，李傕、郭汜等军阀的攻杀抢掠，造成大量人民死亡，人民死亡又造成农田抛荒无人耕种，爆发的饥荒导致更多人民死亡，而大量没有掩埋的尸体，又引起瘟疫流行。

被这种环环相扣的杀局摧残，关中 “民相食略尽”，整个关中的核心地区成为一片白地。

侥幸活下来的人，也不敢在关中定居，纷纷向外迁徙。

其中一波经汉中迁徙到益州，也就是四川，史书记载的数量是 “数万户”，那就是几十万人，刘焉收留了这路流民，从里面选拔精壮编入军队，号称 “东州兵”，成为刘焉统治益州的利器。

这路流民在益州没有根基，斗不过根深蒂固的益州土著，于是也愿意为刘焉所用，想依附刘焉谋条生路。

另一波经武关 — 南阳迁徙到荆州，数量比去益州的更多，达到 “十万余家”，刘表没有争霸天下的志向，便没让这路流民当兵，任由他们选择地方耕种。

还有一路留在汉中，也有数十万人口，随着这路流民的到来，原本人丁不旺的汉中立即充实起来，张鲁也一跃而成汉末较强的军阀。

此外大量关中人口没有南下，而是就近投奔山西的匈奴、陕北的羌胡部落，剃了头发换了衣服，从此不做汉家儿郎，成了胡人的牧羊倌，后来五胡乱华时的 “胡骑”，不少是这波人的后代。

不仅是普通人民命运多舛，那些士族豪强也不好过。

因为关中没有强势崛起，士族豪强在关中的仕途便不通畅，不可能入仕做官壮大家族。而普通人民流失造成的经济薄弱，也让关中士族豪强在关东势力面前，失去拉拢的价值。

于是在汉末三国的历史舞台上，关东各地的士族豪强都在抢蛋糕，关中的士族豪强却默默无闻，就连东汉 “四世三公” 的弘农杨氏，也因被曹操排挤而边缘化。

可以说，关中的失败，让大量普通人民失去生命，也让士族豪强错过历史赐予的利益盛宴。

而征服关中的曹操，面对人口流失一片荒芜的局面，必然要想办法增加人口，补充关中的劳动力。

人口自然增长是很慢的，根本满足不了曹操征服益州的要求，于是曹操就把趁乱世壮大的羌、氐等胡人部落，从贫瘠的山沟沟里迁出来，安置到关中的郡县里，让他们种田当兵。

东汉末年，这些胡人部落就在边境作乱，现在通过曹操的移民政策，进一步深入到内地，完成几代人都没能完成的目标。

再过百年，这些曹操迁到关中的羌、氐部落，就是五胡乱华的三大策源地之一。

这是关中改变的第三个历史变数。

12

回顾历史，关中在汉末争雄中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团结，而且在董卓死后没能角逐出统领一方的人物。

这个微小的变数，直接造成地域失败、普通人民失败、士族豪强失败这三大变数，间接决定曹刘争雄的难易程度。

这个逻辑，当时的人们都看明白了。

董卓和群臣讨论关东诸侯起兵时，尚书郑泰说：“关东群雄尊卑无序，都是拥兵自重坐观成败之辈，不可能共同进退的。”

曹操和荀彧讨论关中局势时，说关中诸将群雄无首，必然纷争不止，不能长久，“吾必破矣。”

关东也好，关中也罢，有英雄团结诸将则胜，没有英雄团结诸将则败。

从汉末到解放战争，古今的所有事情都是这个道理。

 

温伯陵

​